[54]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陈振宇对姚延康诉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纠纷案 (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2009］ 黄行初字第 193 号行政判决书) 所作的评析，中国知网，http: / /www. pkulaw. cn /case /pfnl_ a25051f3312b07f30784cf24b489eb43bdd94e748 cfd6fc5bdfb. html? keywords=%E4%BF% A1% E6% 81% AF% E4% B8% 8D% E5% AD% 98% E5% 9C% A8＆match = Exact. ( 最 后 访 问 时 间: 2020 年 5 月 7 日)。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放弃以失信为关键词建构信用修复模式的思路。结构上的相关性是指信用修复与失信惩戒相互之间彼此依存的关系。

申请途径便利化表明，不应以传统意义上的书面申请为限，可通过网络、邮件、电话等多种方式。在法律制度的构成中，既有比较宏观的内容如原则、模式等，又有相对微观的部分如概念、具体规则等，不同部分对于法律制度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法律效果上，主要是抵扣违法行为人的公示时间。二是应由保险公司支付但尚未能扣除款项的医疗债务信息。这个概念蕴含有以下因素：一是在启动程序上，信用修复是一种依申请的行为，信用修复机构不得主动为之。

对于符合修复条件的，制作信用修复决定，并予以公示。修复方式即失信行为人重建其信用的具体方法，理应是行为修复的核心。前者从个案正义出发，旨在通过制裁促使当事人避免再犯的可能性。

[64]因此，行政法的制度重心其实在于预防，行政机关需要尽可能采用不同的规制工具防止风险发生，行政处罚也并不例外。因此，责令限期改正就无需接受《行政处罚法》的规范和调整，而需另行立法。[49]《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京政发[2010]42号，2010年12月21日公布。因此，在报应论下，损害事实客观存在是十分关键的。

我国《行政处罚法》没有规定免于处罚，只规定了有限的从轻和减轻处罚情形。但是，这仍然与实践情况不符，行政没收仍是其中的典型反例。

对此，本文持否定立场，具体参见后文分析。[55]在风险预防背景下，危险已经取代实际的损害结果，成为行政处罚的客体。在预防论中，我们非但找不到约束行政处罚权的限制规则，恰恰相反，我们还可以推导出更多扩张行政处罚权的理由。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产，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

熟知刑法学的人，可能会反驳说，在刑法学上，预防论作为刑罚目的，已经获得了与报应论并驾齐驱的地位，为什么行政处罚还要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呢？对此，本文拟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行政制裁的多元化通道。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39]《行政处罚法》第23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95]再如，对于具有预防论色彩的从重处罚，在立法设计上，往往也要施加额外的限制条件。

这些要素既有可能是正义性的，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无法固定。但是，如果在行政处罚中添加预防风险的目的，需要奉行风险预防原则，证明标准则可能需要适度放松，采行明显优势证明标准甚至是优势证明标准。

（一）报应论的主要地位及其相关理由 本文认为，行政处罚仍然应当以报应论为主要目的，预防论可以在适当范围内作为次要目的加以补充，但仍然应当加以限缩。因此，在预防论下，行政处罚的制裁力度和制裁范围可以向外扩张。

后者从宏观的法律正义出发，通过对可发现的违法行为处以足够的制裁，对潜在的违法者以儆效尤。[31]同前注[26]，第340页。[51]参见谢银波：《繁忙路段违停，一天或罚四次》，《晶报》2012年10月25日。对于行政机关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并且是合法的行政裁量权，根本无法加以约束，将造成无节制的行政制裁，助长更为苛刻的行政父权主义。从根本上来看，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仍然与行政处罚的目的有关。[14]2020年6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向常委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德国违反秩序法》，郑冲译，《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这其中，有一类认识主张，行政处罚直接目的就是行政制裁、惩戒，[15]旨在惩罚违法相对人，[16]目的在于制裁，通过制裁使当事人以后不再违法，着眼点在于过去的违法行为[17]。

因此，报应论和预防论尽管理论立场迥异，但并非水火不容。[63][意大利]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又如，对于状态责任的创设，原则上也只能通过法律形式，司法和行政没有权力打破报应论下的行为责任体系，现阶段广泛采用的由第三人承担违章建筑处罚责任的做法，[91]并不妥当，急需从《行政处罚法》出具正当性依据。有的制裁行为是为了打击和报复（报应论），有的则是为了警示和威吓（预防论）。

在立法安排上，如前述对第三者、无辜者展开的制裁行为。典型如《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行为法典》第3章第1条规定：行政处罚是国家对实施行政违法行为规定的责任措施，适用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预防违法者本人以及其他人实施新的违法行为。[25]据此，将报应论作为行政处罚的根本目的，在制度建构上至少需要遵守如下四个法则： 第一，行政处罚的处罚对象只限于违法行为人，而不能及于无辜者。康德曾说：法院的惩罚绝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是犯罪者本人或者对公民社会。

这其中暗含的正是报应主义的复仇基底，奉行的乃是睚眦必报的复仇逻辑。公正的量罚，就是与侵害行为的性质而应当的、值得的量。

实践中，预防既可以被解释成是对违法行为人的特别预防或特殊预防，通过处罚防止其再违法。因此，在存有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的情况下，仅仅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实际上就可以达到足量报应，这是最为简单的等价公式。

此时，如何处罚的参照物并不单单是违法行为本身，而是要结合社会发展中的违法总量、以及违法行为未来的发展态势综合加以考量，需要兼顾一定的社会效果，违法行为人只是达到某种社会治理效果的工具和手段。[46]譬如，没收实施违法活动的租借车辆。

但是，这一认识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以及新型制裁行为的出现，正面临被逐渐解构的危险，新近理论研究强烈要求添加恢复预防等目的要素，确立预防论的目的理论，从而应对风险社会的规制需求。第三，行政处罚的处罚力度只有与违法行为相称才是允许的，[31]只能给予适当的应得处罚。长期以来，这些制裁手段在行政法学中被分而视之，甚至于会被认为不具有制裁性。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诽谤逼人，你就是诽谤了你自己。

并且即使是违禁品，单纯携带管制刀具很难谓之违法，亦不能将其视为违法利益，没收此类财物显然也不是为了达到报应的目的。并且，从对已有立法例的观察来看，还要求第三者和无辜者主观上具备故意或重大过失。

如果抛弃报应论，将预防论一并加入，必将会打乱现有的概念体系，模糊《行政处罚法》的调控范围。这意味着，1996年为有效遏制乱罚款现象而出台的相对粗线条的《行政处罚法》在颁布实施24年后，迎来了首次全面修改。

如本人曾提出，在规制目标上，《行政处罚法》需要回应风险社会的环境变迁，从单一走向多元，构建‘以法律威慑为主，以风险预防为辅的规范体系，增设风险预防原则，增加行政处罚类型，拓展行政处罚的目标预设。一般来说，行政行为并不单单是要保护个人法益，而更多地是超个人法益（公共利益）。